李可染先生是文化和民族责任自觉担当者，他的人生轨迹，始终紧紧围绕着文化与民族的复兴和“东方既白”的终极目标，即使遭遇战争、病痛和灾难，也从未偏离过轨道。

1979年至1989年，是李可染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也是他艺术上最重要的十年，更是他创作之路的巅峰十年。这十年，李可染先生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的艺术思维又有怎样的变化，王鲁湘先生将为我们一一分享。

李可染先生最后十年主攻的方向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绘画以水墨语言为本体，在世界美术中间应该是怎样的状态，中国艺术如果与国际上其他艺术进行比较、比高下，他主攻的方向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这是李可染先生最后十年的思考。

李可染先生的艺术语言，他个人的中国画革新和整个二十世纪其他诸大家之间对中国画的革新有怎么不同，他为何选择这样的角度和突破口，在这之后又用怎样的语言表述出来？王鲁湘先生通过多年对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用几个特别熟的词语，对李可染先生的艺术语言进行了归纳：“比如，李可染的‘一穷二白’、‘三光政策’、‘墨戏’”。

李可染《无尽江山入画图》 1982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对于中国共产党接手的这个国家，有一个概括叫做“一穷二白”，王鲁湘先生用这个词形容李可染先生的画并不是从贬义的角度来说，“穷”是没有地，李可染先生的画和中国的山水画相比，在构图上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没有地。

《略阳城》是1957年李可染先生在汉中写生时画的一座山城，这张画在1957年或是整个50年代的李可染先生写生创作中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李可染 《略阳城》

1954年李可染先生同张仃先生罗铭先生的第一次写生之旅，这开启了整个中国山水画界的波澜壮阔的写生浪潮，并且由此也开启了中国画革新的序幕，为中国山水画带来了面貌和意境的大改变，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新山水画的基本格局。

李可染先生西湖畔写生

1954年写生的成功，让大家都意识到中国画是可以革新的，而写生是革新的一条必由之路。

李可染黄山写生

第二次写生，长达8个月之久，这期间李可染先生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力，不是和水彩、古代画相比，而是与油画相比。这是因为当初董希文先生对李可染先生1954年第一次写生后，作品的评价：还是没有油画有表现力。

李可染《漓江州尾峰》1959

这一次写生相比1954年最大的特点是在语言和图示上下功夫，大量的写生开始用积墨，并且多选择黄昏时刻，画那种暮色苍茫、浑然一片的感觉，而在构图上，为了克服54年过于客观的立场，开始把观察的立场更加主观化，对景剪裁更加大胆、更加夸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裁天裁地。

王鲁湘，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凤凰岭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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